我辈尽是蓬蒿人

我说的相声 哈哈

“哪儿也不如黑河好”，出过远门的黑河人总是这么说。家乡就是黑河人的天堂。

 

 

黑河是地地道道的小城。从南走到北，二十分钟足够了，从东走到西，顶多一小时。市区人口不过十万，随便两个人聊在一块，不出半小时，肯定能攀上亲戚。

 

小城紧邻黑龙江，江的对面是俄罗斯的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特区政策，黑河市区对布市完全开放。“老毛子”们到中国过周末比在自己家里还便宜，他们口袋里的卢布也哗哗地从江北流过来。街上到处是俄罗斯人，有一半的饭店开给俄罗斯人，有一半的洗浴中心开给俄罗斯人，有一多半的大酒店开给俄罗斯人——黑河的“官方外语”是俄语，“官方流动人口”是俄罗斯人，“官方特产”是俄罗斯的套娃、巧克力、皮大衣……

 

俄语是个有用的技能，妈妈在商场租了个床子，雇了个会说俄语的小姑娘卖货，俄罗斯人是永远的大客户——只是最近几个月，突然变少了。那场风暴从美国开始吹，一下子就让这个冬天更冷了。对岸的高鼻子们猫在家里过圣诞和新年，不到小城来了。

 

春节前的小城格外冷，零下三十二度的日子一天接一天。连除夕晚上的鞭炮都少了很多，稀稀拉拉不到十二点，城市就安静了。

 

生意不好做，好多饭馆提前歇业，余下的那些就火爆的要命。朋友的聚会一般从初二开始，卡在家庭聚会的间歇——或中午，或夜里，年轻人以各种名义聚在一块儿喝酒。同学聚会六七次，满桌都是公务员或者事业编制的职工（这是两个我搞不清的概念），一般而言，第三种职业是教师——从幼儿园教师到大学教师。

 

一个男同学站起来“提酒”，讲得是大家以后多照顾；一位女同学坐在那儿聊天，讲得是公务员考试的试题准备。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的小伙子大姑娘们，有好多就再也不走了。他们都曾在外地求学，然后又回到家乡。外面工作不好找，这里至少有父母。新入职的他们，工资从一千四五到两千八九，在小城可以过上很舒服的生活。一个同学在酒桌上羡慕北京的工资，另一个同学拿着酒瓶子问他，“在北京挣一万多，能买一平米房子么？”“那必须不的！”“在黑河赚一千多，能买一平米房子么？”“那必须地！”

 

都回来吧，父母说。因为家好。

 

哪儿也不如黑河好。夏天的气温，从来不曾让人渴望空调；冬天再冷，屋子里也温暖如春。挣得不多，可是花的极少，打车绕城一圈，只需五块钱；十口人吃一顿年夜饭，不到二百块。当年好汉们闯关东，目的地就是这里。龙江两岸有金矿，煤矿，望不到边的田野，抓一把土能捏出油。劳作半年，休息一冬。冻不着，饿不到。大把的空闲时间，足够琢磨吃和玩。民间传言本地“四大支柱产业”：“党校馒头、雪宇冰糕、黑河啤酒、温馨蛋糕”，全是吃的。

 

黑河人不但爱吃，而且会玩。一般的程序是，白天滑雪或者打麻将，晚上找个饭店喝些白酒，饭后找个冷饮厅坐坐、到歌厅玩玩，叫些红酒助兴。十点多肚子饿了，跑到烧烤店点上几十个肉串，叫一扎啤酒几人夜宵。午夜时分天寒地冻，最妙的是到澡堂子泡上一泡——黑河的澡堂子，多半也是提供啤酒的。

 

家最好。海南太热，北京太干，国外太远，上海太贵。哪儿也不如黑河好，黑河人总是这么说。

世间已无2008
    
    2008年的最后一天，北京的夜空分外干净。
    晚风舒畅，头顶上孤星伴月。
    星是启明星，光辉灿烂；月是一弯细月，蒙着清亮的光。
    
    在这样一个夜晚，我走过漆黑的图书馆，跑去食堂吃了三十个包子，冲着大树大声学狗叫——“汪！”
    四年前的这一天，和丁某人从新华社演出归来，我也是这样在校园的夜色里大喊，声音在寒冷中传出很远，空旷的校园没有回声。
    
    我爱这辞旧迎新的寒冷。
    
    再过不一会儿，2008年就要过去了。
    
    世间已无2008。
    
    即使是这样一年，假如不及时回忆，它也会泯灭在飞速流转的时间里，变成捞不起来的碎渣。
    
    这一年多事。愤怒，揪心，伤感，自豪，兴奋；怒骂，流泪，捐款，呼号，微笑——一样不缺。这一年觉得三个人的东西应该常看，连岳，韩寒，钱烈宪。
    
    大事不提。
    
    校园导刊做了整一年了，回首感觉无比沧桑。从此深知创业艰难。跟大家一起通宵排版，把酒谈天；重走五四路，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共赴雪域，一路欢歌。愉悦于这种志同道合的聚首，却不得不设想即将到来的分别。
    
    一年来写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系列文章，甭管好坏，写完了。打印出来厚厚的一沓，数数字数却只有六万。横看竖看，算是一个成果，一年下来，有这么个东西，至少标记着生命的一个节点。这是让我这一年最有成就感的事儿。
    
    最受大家欢迎的，却是偶然开始的“魔幻现实主义中国”。这一年，我深受“笑的力量”指引，开始挖掘自己幽默的潜力。假如说我有一个偶像，那一定是那个教会我幽默的师兄。我必须得说，他是个写笑话的天才。这一年，全民幽默。
    
    另一个必须要感谢的师兄是来自江西的强某。去年三月，我刚刚辞去北京台的工作，还没走出那里的大门就接到师兄的电话——这一个电话让我这两年的生命轨迹完全发生了偏移。当时的直接后果是，去做了国际大专辩论赛，跑了一趟杭州，接着办校园导刊，直到现在。
    
    间接的结果则是，2008年，我得以跑到一鸣论道去实习（因为路一鸣，他在辩论赛时主持了相关的节目）；给央视的其他活动做做策划（因为衷导演，他是辩论赛的导演）；跑到一个电视公司去聊节目（因为小闫，也是辩论赛结识的朋友）。
    
    99级的童师兄是那次强师兄带我去见的人。上述所有活动几乎都拜他所赐。他帮我开了一扇门，并一直推着我。
    
    最重要的一推，发生在这一年的开始。
    
    那时导刊要做网站，童和杂志的总编杨两位师兄，让我一起参与。投资人来的那天，我手里已经有一份相对完整的策划。平生第一次，面对投资商大谈自己的网站构架和商业模式。
    
    后来网站没做起来，却被投资人记住。暑假的时候为他策划另一个网站，辛苦一个多月，最后再次无果。
    
    事情没有结果，收获却是大大的。在这年第三次和第四次面对别人谈及网络创业时，我突然觉得，我能看到自己的成长。
    
    时光跨进这一年时，我还抱有继续读博的幻想，但是三申台湾而不中之后，我彻底放弃了这个想法。即使我有科研的本事，也留给以后的生命吧。当时还是很沮丧，不过想想上天总会打开另一扇门，也就释然。
    
    这一年的最大自我改造，便是这种生活的态度。我不急，我不急，我不急。有个片子说“淡定”，这很重要。
    
    因为这年经历太多事，包括那些举国震惊的大事。年初，发小安同学的死讯让我无言。年底，两个师弟师妹的离去也让我无言。这世间本来如此，我们只能各自珍重。
    
    作为编辑和记者，这一年编了几篇自己得意的稿子，写了一点自己觉得还好的文字，拍了几张有所进步的照片——即便以后不做这样的工作了，作为一个新闻学院的孩子，我向新年保证，我仍然是个这样的人。我不会放弃用各种方式——文字、图片、声音、图像——来表达自己、介绍事件。这是新闻学院的六年经历给我的最大财富之一。
    
    这一年，我弄坏了好多电器。共计有两个手机（其中一个还在用），两个洗衣机（其中一个刚刚被我修好了），两个单反镜头（损失巨大），一个剃须刀（勉强在用），一个或两个电脑（终于都被我拾掇好了）。除此之外，弄坏的东西还有一个很经用的拉杆箱。（女朋友提醒，我还在骑车带她的时候摔坏过她……抱歉抱歉啦）
    
    这一年，由于工作和生活，我旅行了很多次，在火车和飞机上度过了十数天的时光。回家若干次，南下深圳香港一次，跑到武汉一次，流连成都两次，在拉萨住了几天又顺着青藏线回京，整儿绕了中国一圈。由于总在路上和他乡，这一年我没有上网的时间是六年来最长的。以后，我似乎将更加频繁的挂在网上了。
    
    这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互联网的工作。我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承诺，年前定下工作，否则“找不到工作不回家”。现在我可以回家了。
    
    导师很满意，因为研究新媒体的她，却没有几个身在新媒体的学生。亲人很满意，这是一个靠谱儿的工作。女朋友很满意，要知道，我们俩的最大的共同爱好就是互联网。
    
    只是一点不大顺当，就是我没有如前所愿，成为一名文字记者。
    
    对，这两天我脑中一直浮现五年前我初入人大时的场景。那是全年级的自我介绍，每人三句话。我大声说“我相信我会成为一个好记者，好编辑”。我会怀疑我是否走错了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
    新闻周报第一次改变了我单纯做编辑记者的想法，2008年的若干经历更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要去一个能施展全部潜能的地方，做“全媒体”。
    
    嗯，我的2008。

一般来说，每晚十一点整本科宿舍熄灯的时候，就是老杨开始忙碌的时候。

他会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插线板，电线有五米长的那种。走廊里走过来几个人，他们手里都拿着差不多的家伙。老杨和他们一起连起所有的插线板，一直连到走廊尽头的窗户——窗外缓缓垂下一个电源插头，老杨拽过插头插到接线板上。“有电了！”走廊里的几个人各自回到宿舍，门缝里又透出电脑的亮光。

老杨住五楼，四年来他和自己的伙伴们试过很多方式偷电。“偷电！”，偶尔他也会这样说，不过他一般只说“接电”。

最开始的时候从五楼的水房接电。水房是通宵供电的，最妙的是，墙上有一个三项的插座，接线板插上去，就能玩一宿的游戏——可是好景不长，明目张胆的电线被楼管拔了好几次。

于是改从天上走，水房的插头上面有个水管通向走廊，电线绕着水管走，再悄悄潜入每个宿舍。

谁也发现不了，除了那些半夜上厕所的人。但是宿舍还有窗户啊。夜半时分，窗户里忽明忽暗，还是被人看见了。

有的人就跟楼管顶嘴“我们不就用点电么？”，甚至威胁“你小心点！”老杨不会这样，这样太缺乏斗争策略了。跟楼管耗？浪费时间!来管我，我就好脾气的认错，要没收接线板就给你，大不了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以后再说。

当然，早上的课照例不上的。事实上，在所有的课堂上，老杨都是一个生面孔。据说有一次期末考试，他不认识任课老师，结果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过老杨自己倒是没这么说。

大一的时候他是一个CS战队的成员，他的队友有时候到宿舍来找他出去练习，深夜的走廊里就会一阵喧闹。那时候接电还没有蔚然成风，也或者大家还都老实。老杨只是在熄灯前穿上外衣，在人们刷牙的时候走出宿舍楼。他一般早上回来睡觉，躲在厚厚的帘子里。

这个时候的老杨喜欢讲他高三时候的故事。他说那天早上是长春市的高考模拟考试，他从一家电脑城跑出来打车去了考场考试，匆匆答完卷子又回到电脑城继续奋战。那天的科目是数学，全市只有一个满分，老杨说，“就我一个满分。”

老杨很聪明的，大学的头两年，他似乎没挂过科——说“似乎”，是因为我没有就这个问题和他探讨过，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能常常出现在课堂上——我是指学期末的时候。大学的考试，背一宿就可以了，老杨就是个有力的证据。

老杨的电脑主机是特意为了游戏而配的，各项配置都很高端。他还特意准备了专门的游戏键盘和鼠标，就这两样，大概要六七百元。当然，他还买了个电脑桌，塞到本来不大的宿舍里——还好这个桌子也不大，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桌子上后来放下了两台电脑。

老杨的女朋友是另一所高校的学生，和老杨是高中同学。据说两个人就是通过游戏认识的——不过这一点我也没有向老杨求证，因为看起来没有必要。这位女朋友把电脑和自己一块儿搬到了老杨的宿舍。这个时候大概魔兽已经开始流行，如老杨这样的高手自然早早抓住了流行的影子，哦，还有他的女朋友。这个女孩比老杨还不愿出门，有的时候隔壁的同学推开门，屋子里只有这女孩一个人在，一般是玩游戏。也有可能是在睡觉，不过也是躲在厚厚的帘子后面，老杨的同学一般不会去掀开那厚厚的帘子看里面有没有人的。

对了，老杨的宿舍比别的屋人少，只有三个人。多出来的一个上铺变成了杂物堆——真的是杂物，到毕业的时候还有好多东西扔在上面，没人认领。老杨的对铺是北京人，有时候回家住。他不太喜欢老杨在宿舍的时候，不过有什么办法呢？他买了一个巨大的桌子，带隔板的那种……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因为拿了物理竞赛的奖而保送进这所大学，学哲学。

    每当讲起这样的故事我就觉得难受，总觉得一个少年接受命运的礼物是一个讲不明白的故事。

    在大学的头三年，我总是在通宵自习室里见到他，他一直在自学物理，他说他要去考清华的物理研究生。

    真的，我会羡慕他。那时候我们都迷《科幻世界》，我们都想做一个科学家。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找了一份工作，把物理学家的梦想留在了大伙的青春岁月。

    我不知道他现在何方，我记得我问过的，但是在毕业的那些狂乱日子里，他的答案已经无影无踪。

    他曾经是人文学院的主力辩手，我们在新生的演练赛中交过手，胜利者是我们学院，但是当年的校冠军是他们。他们夺冠的那天，他没有上场。

    很久之后，他是另一个学院辩论队的客座教练，还叫我去帮过忙，我帮他说哭了一个腼腆的小姑娘，还差点搭上一个腼腆的男孩子。那时候我们还相信辩论，会憧憬以后自由组队去玩它一把。

    他是很爱读书的吧，在自己的宿舍找不到相投的人，就跑到我们楼来找他的高中同学。有一次他路过我宿舍，就进来跟大谈芝诺的悖论，结果直到现在我还常常能想起那跑不过乌龟的勇士和那根走走停停的箭。不知道我那现在北大搞经济的室友还记不记得这个家伙。

    哦，对了。这个人曾经“是”家乡开了证明的贫困生，这个证明可以让他按月从学校领补助。来京之前他妈妈特意给他办好，但是在走进办公楼前他扔掉了这个材料。我记不清他当时的语句了，那些珍贵的句子现在不知道散落在我哪一个倒霉的手机里。大学上了一半，他开始特别看不惯那些拿着助学金却生活无忧的混混。那时候我是一个报纸的头目，我们谋划着怎样揪出这些可憎的人。

    不过终究是没有做成。

    他好像是要我做他写的科幻小说第一个读者，不过到现在我还没见到一个字；正像我从大一开始写相声，到现在还是只有只言片语。

    写到这里我才明白我为什么想起这个人。是我现在的对铺，回忆起他从前给《科幻世界》投稿，可是没有发表；我也想起从前给《电脑报》投稿，同样没有回复。

    那一刻我回过头，突然想起我们的青春。

    就是这个样子的，总是这个样子的。